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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雜誌》發展史及描述

【本篇出自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 A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s in Asia(1867-1941)的序言

K. L. Lodwick著/楊淑嬪譯

  對十九世紀前往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來說,知識是彌足珍貴的,他們想要將西方的基督教教義和技術知識傳播給中國人,但同時希望就他們正在進行的工作彼此交換資訊。傳教士需要隨時知道同事們在中國從事哪些活動的狀況,在他們到達中國後很快就可明顯看出。雖然第一批新教傳教士早在1807年便抵達中國,但一直到1860年中國與英國和法國簽署條約之前,傳教士都不能合法居住於中國境內。

  1867年,新教傳教士們為了讓同事隨時知道彼此的活動,便在福州的衛理公會書局(Methodist Press)創辦了《傳教士記錄》(Missionary Recorder),此刊物僅維持了一年,但這項工作已然展開;1868年5月,《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Recorder)創刊,同樣也是在福州的衛理公會書局,創辦人是保靈教士(Rev. S. L. Baldwin, 隸屬於循道衛理宗美以美會〔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1869年6月,盧公明教士(Rev. Justus Doolittle, 隸屬於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加入,與保靈共同擔任編輯,而該刊物持續發行到第四冊(1872年5月)才停刊。

  由於傳教士們惦念著《教務雜誌》,該刊物於是在1874年復刊,這次是以雙月刊的形式由上海的美華書館(Presbyterian Press)發行。此後,這本刊物持續發行了六十七年,這段期間在1932年,發行人變成Thomas Chu & Sons。1886年,《教務雜誌》成為月刊。在這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以十九世紀當時創刊的任何刊物而言,《教務雜誌》都有其不平凡之處──更何況它是在中國發行的英文刊物,這本雜誌涵蓋的主題非常多元,例如傳道學校發端、義和團之亂、反鴉片運動、1877年、1890年及1907年的中國基督教傳教大會、1911年革命、中國教會的成長,以及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等都有論述。

  裴來爾教士(Rev. L. N. Wheeler, 隸屬於循道衛理宗美以美會)的名字在1892年首次以編輯身分出現。1908年1月,也就是《教務雜誌》進入第三十九個年頭,費啟鴻教士(Rev. G. F. Fitch, 隸屬於美國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接管了編輯職務。畢騰教士(Rev. W. Nelson Bitton, 隸屬於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1911年4月加入,與費啟鴻共同擔任編輯,但只服務了幾個月。樂靈生教士(Rev. Frank J. Rawlinson, 原隸屬於美國南方浸信會〔American Southern Baptist Mission〕,後隸屬於美部會)在1912年成為費啟鴻的副編輯,隔年樂靈生晉升為編輯,他在這個職位服務了25年,直到1937年9月日本攻擊上海期間,中國一架破損飛機誤投炸彈的意外事件中,不幸罹難。在這時期,《教務雜誌》已成為非常有影響力的期刊,樂靈生去世的弔唁文甚至包括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的慰問函。

  當樂靈生休假時,麥根陶希教士(Rev. Gilbert McIntosh, 隸屬於美國長老會)、費佩德教士(Robert F. Fitch, 隸屬於美國長老會)及巴爾教士(John S. Barr, 隸屬於倫敦傳道會)輪流擔任代理編輯。樂靈生去世後,米立肯教士(Rev. Frank R. Millican, 隸屬於美國長老會)先是擔任代理編輯,後來接掌編輯一職。巴爾在1938年4月加入米立肯,成為共同編輯,他與米立肯一直合作到1939年9月米立肯離開時,而巴爾成為最後一任編輯,服務到1941年12月。

  《教務雜誌》曾數度更名。1924年,Missionary Journal被刪除,並加入了「中國基督教運動期刊」(Journal of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的副標題。到了1938年,雜誌名稱變成《教務雜誌:中國基督教期刊》(The Chinese Recorder: A China Christian Journal)。接著在1939年,《教務雜誌》與《教育評論雜誌》(Educational Review, 自1907年起即分別發行)合併,成為《教務與教育評論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Educational Review)。1908年1月號(第三十九冊)首次列出了編輯委員會,委員會的成員經常變更,不過後來納入了女傳教士以及中國男性與女性。

  雖然《教務雜誌》的主要宗旨是服務在中國的傳教士,但也在本國的傳道贊助人和神學院流傳。該刊物在高峰期的發行量也只有三千本,但讀者群肯定遠超過這個數字;最可能的情況是,每個傳教定點的某個人訂閱了雜誌,但該傳教定點的每個人都會閱讀。從最早發行的幾期來看,這本雜誌顯然在所有主要傳教地點都有通訊記者駐守。除了從《教務雜誌》本身獲得的資訊外,我們並不清楚其他出版相關發展歷史,因為該刊物在1941年12月美國加入二次世界大戰後即停刊。編輯或其他人員銷毀了在上海美華書館教務雜誌辦公室的記錄,以免它們落入日本人之手。早期的編輯很少在他們的通信中向家鄉的傳道委員會提及《教務雜誌》,或許是因為他們害怕家鄉的贊助人,寧願他們把時間花在與宗教更有關係的事務上。在所有編輯當中,對相關工作做出最詳實記錄者就是樂靈生,他的兒子約翰(John Rawlinson)已經在著手撰寫他的傳記,而約翰也是這項計畫的顧問之一。由於《教務雜誌》是在上海出版,美國目前存有的雜誌數量相當多。一個世紀前,保靈教士曾刊登廣告,出價10美元金幣要購買第一冊第一期,因為他的那一本在海上遺失了。現在美國有好幾本第一冊第一期,但最後一期,也就是第七十二冊第十二期(1941年12月)只有一本,目前在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芝加哥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有縮微膠片版的《傳道記錄雜誌》。為了這個索引,我蒐集了《傳道記錄雜誌》和《教務雜誌》的每一頁,因此累積了可能是首次現存唯一完整的一套。

  在《教務雜誌》漫長的歷史中,我們顯然可以從這本雜誌看出普世教會的觀點,以當時的基督教刊物而言,這一點可能是非常突出的。分裂家鄉各教會的不同宗派差異,在傳教士到達中國後似乎不再有影響力。新教傳教士們達成了禮讓共識,決定不在特定區域互相爭奪皈依者,這無疑鼓舞了這種普世教會的精神,由於基督教徒在中國畢竟少數,他們之間的爭執在許多人看來是無意義的,此一事實也助長了這種精神。

  雖然許多傳教士在某些議題上的觀點嚴重分歧,例如聖餐禮,但他們體悟到,這些歧見在主流新教團體所強調的合作下,大體上並非最重要的。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德國傳教士的資金中斷必須仰賴其他傳教士援助,傳教士的大公精神更為彰顯。然而這些普世教會的行動並未讓傳教士們放棄爭執某些議題,例如基要派與現代主義派在廿世紀初的論戰。在廿世紀到達中國、且不會遵守他們未參與的十九世紀禮讓協議的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教友(Seventh-Day Adventist)及神召會(Assemblies of God)傳教士,主流新教各宗派的傳教士也很難接受他們的工作。

  關於傳教士對羅馬天主教的態度,除了因時而異外,也因為他們身處的狀況而不同。新教徒偶爾會在《教務雜誌》攻擊天主教教義,且有時擔心天主教傳教士可能搶走他們的皈依者,但是當天主教徒也成為反基督教暴力的受害者時,他們對天主教變得極度同情。與天主教傳教士的合作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到高峰。當炸彈無情地投向每個人時,傳教士們發現他們花費最大的精力都投入在救濟工作的合作上。在同一時期,《教務雜誌》也反映了傳教士對猶太人的欣賞,這些猶太人為了逃離希特勒的屠殺而來到中國,事實上,有些傳教士的醫院雇用猶太醫師。

  對於想要更了解十九、廿世紀在中國傳道歷程的學者來說,《教務雜誌》是非常珍貴的資產,但只有最專精的人士會利用它,因為它沒有索引。我們偶爾會看到在某一冊或幾冊的開始或結尾出現類別索引,但這種用途有限,因為它是用標題的第一個字作編排,而大部分都是以A或The開頭!如果有學者夠勤奮,將《教務雜誌》從頭翻到尾,他就會知道當時傳教士所利用的各種策略,他也可能發現許多統計數字,這些傳教士似乎非常熱中統計數字──他們擄獲了多少皈依者、多少人受洗、募集到多少錢、有多少學生上他們的學校、多少人畢業、多少人成為基督徒、多少病患在他們醫院接受治療,甚至包括他們發現多少背道者出現在教會名冊上。這類統計數目在二次大戰期間的救濟工作攀上高峰,甚至可以看到多少「澡盆」被分發給不同難民營。

  儘管英文名稱當中有Chinese,這本刊物所包含的資料遠超過中國。由於當時某些傳教士的同事(或是家人)在亞洲其他地方傳教,所以《教務雜誌》刊載了許多關於在日本、韓國、東南亞、南亞、西南亞及太平洋傳道的文章,還包括對美國和加拿大以及東南亞的海外華人傳教狀況的相關文章。我們也在這本雜誌看到了在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是對北美印第安人傳道的記錄。雖然《教務雜誌》是新教徒的刊物,但也刊載許多羅馬天主教傳道及一些東正教傳道的文章。

  由於第一批中國通學者當中有不少新教傳教士,《教務雜誌》可以看到許多非專門講述基督教傳道的主題文章,例如,描述中國習俗、譯自中國經典著作的文章,甚至是記載當地的植物。有些主題是傳教士永遠都感興趣的,例如,《教務雜誌》創刊到最後一期都可以看到探討中國南方和東南亞北部原住民的文章,傳教士希望這些原住民全都皈依基督教。景教(Nestorianism)是他們感興趣的另一個主題。

  一直受到關注的重點之一是,如何用拉丁字母表達中文。不僅是明末和清初的耶穌會教士爭執著中文字的意義,以及如何將基督教的觀念譯成中文,新教的傳教士也在這個主題上有諸多著墨。就像耶穌會,新教傳教士也不厭其煩地爭辯如何將God譯為中文,以及中文的「天堂」是否適合用來表達基督教的天國。這兩個問題導致中文版《聖經》無法快速翻譯和被採用,雖然所有傳教士都明白中文版《聖經》必須出現,他們的任務才能達成。

  《教務雜誌》探討當時傳教士在中國的相關迫切問題,其中有些也與在家鄉的教會有關,但有些問題是中國獨有。這本雜誌報導了治外法權及其延伸適用於中國皈依者的問題,以及當皈依者涉入訴訟時,傳教士是否應被捲入中國法院的訴訟中。該雜誌甚至探討了公民權以及傳教士是否能真正成為外國公民的問題。

  《教務雜誌》也豐富地呈現了一幅幅西方人與中國人跨文化交流的狀況。有許多篇幅解釋儒教、翻譯部分中國經典著作並詳述中國禮節,種種一切都是為了讓傳教士更了解他們所到的國家。精通漢學的傳教士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國社會、佛教、道教、泛靈論等的哲學基礎,他們的研究心得刊登於《教務雜誌》。景雅各(James Gilmour)有許多讀起來趣味十足又充滿豐富資訊的作品,讀者透過他的作品了解到十九世紀的蒙古生活:如何買駱駝、竊盜者之間的信譽、狗的規矩、如何建造蒙古包,甚至包括如何在戈壁沙漠中洗澡。景雅各或許是典型的學者及探險家型傳教士的代表,為達成任務所面臨的困難也足以成為代表範例。在他臨終前不久,景雅各談到在蒙古將近廿載的歲月中,沒能讓任何一個人皈依基督教,甚至沒有碰到任何一個對基督教稍感興趣的人。

  《教務雜誌》也刊登了傳教士對他們的母國採行了他們覺得很難接受又無法向中國人解釋的政策和做法時,所面臨的複雜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國不准亞洲人移民美國的決定,以及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反中國人和反日本人相關暴動。傳教士無法迫使英國政府停止對中國進行鴉片貿易,也是令人極難接受的事實。

  對傳教士、中國皈依者和傳道學校的學生而言,安息日以及在星期日該有什麼樣的行為,在《教務雜誌》中也經常受到關注。就像西方國家,這個議題在中國也從未真正獲得解決,因為每個傳教士或傳教團體都爭相建立標準。

  十九世紀末和廿世紀初在西方教會興起的大爭論,也隨著傳教士大篇幅討論「社會福音在他們的工作中處於何地位」而抵達中國。事實上,在他們早期的努力中,這些傳教士便已爭執著教育中國人的議題,以及學校是否脫離了傳教工作(也就是讓人們皈依基督教)。傳教士們也對醫療傳道團有所爭執,雖然爭執沒有那麼大,不過這個部分和學校都對中國社會造成巨大影響。

  有一個爭論完全關乎傳教領域,那就是有關本土神職人員的任命。諸如美國長老會以及美以美會(American Methodists)等某些傳道團,早期會任命自己的某些皈依者為牧師,並送他們(雖然不是經常)到美國研習。到了廿世紀,當中國政府堅持所有學校都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時,這些傳道團便能夠與中國籍神職人員一併做出反應,傳道校長早期所遵循的政策,大體上是由這些中國籍神職人員維持的。

  在早期發行的《教務雜誌》中,投稿人有系統地努力撰寫在中國各傳道團的發展史,一心一意想要把他們的工作完整記錄下來。在這些歷史記載中,我們讀到早期傳教士面臨的極度艱辛。有些傳教士在沒有到達中國前遭逢不止一次的船難。許多人死亡,尤其是婦女和兒童。死亡事件也可能讓某個傳道團被遺忘,就像迷你的巴黎新教會(Paris Protestant Mission),其兩位傳教士在抵達中國後六個月內便去世。商業機會的魅力也對傳教任務造成損失,這些早期的歷史記載就有許多案例,詳述外行人(通常是印刷工),有時還包括神職人員「利用傳道職務之便」前往上海。

  每期雜誌末了出現的「傳教士日誌」(Missionary Journal),記載了傳教士的到達、離開、出生、死亡及結婚。由於《教務雜誌》的工作人員身處上海,他們有管道進入許多傳道組織的總部,所有這些組織都迫不及待讓他們的消息散佈到傳教士在中國活躍的各個地區。沒有人能確定每位傳教士的到達或離開是否都已載入「傳教士日誌」,但這個日誌無疑是早年存在時最準確的記錄。1920年代期間,當傳教士的數目急遽增加時,《教務雜誌》放棄記錄每一次到達和離開的項目,甚至開始為填寫項目收取1美元的費用,於是「傳教士日誌」不再是精確追蹤何人在中國以及何人已退休或返回家鄉的工具。

  在樂靈生執掌編輯下,《教務雜誌》在廿世紀的尺度變得愈來愈自由,甚至激起保守傳教士的強烈抗議。雜誌刊登愈來愈多中國人寫的文章,雖然這些中國作者多數是基督教徒,但曾有人寫了一篇「我為什麼沒有成為基督教徒」的文章,此人還是某傳道學校的畢業生。

  《教務雜誌》有許多文章講述在其他國家傳教的狀況,尤其是當這些地方的傳道同事面臨和在中國類似的問題時;在暹羅和馬來亞特別是如此。許多早期的傳教士在陸續前往中國之前,就是在暹羅和馬來亞的海外華人耕耘,所以他們一直很關注這些國家的工作狀況。這些國家的本土教會議題,也深深吸引著在中國的傳教士。印度北方和南方的聯合教會早期發展,成為傳教士在中國想要追求類似聯合教會的討論主題。在東南亞和美國的海外華人,也成為在中國的傳教士眼中另一個他們需要合作的族群。事實上,許多在中國服務的傳教士,後來在美國和加拿大繼續與中國人合作,在廿世紀,中國籍傳教士從中國被派遣到東南亞,尤其是荷屬東印度,繼續規勸海外同胞皈依基督教。

  後見之明已經使得研究《教務雜誌》有時變得很痛苦。我們閱讀1890年代的各種議題時,便可明顯看出對傳教士以及北方中國皈依者的敵視暴力愈來愈高漲,然而這些攻擊事件的受害者所撰寫的當代記述清楚指出,傳教士完全不知道暴力衝突的原因為何。他們經常寫到,地方的官員非常不願意考慮他們的苦境,或採取行動來對抗攻擊者。我們只有偶爾會看到有人提及某秘密幫會,但即使如此,這個幫會也未必是傳教士遭遇所有不幸的主事者。

  《教務雜誌》鮮少注意廿世紀中國的重大政治活動,只有幾頁相關記載,該雜誌比較關注新興的中國教會,以及傳教士在教育上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不過這段期間的暴力行為確實有清楚的記錄。由於中國政府沒有多餘的能力維持鄉間的穩定,土匪對傳教士的攻擊愈來愈嚴重;有些暴力行為可歸咎於共產主義信徒,但其他事件就純粹是無法律狀態的結果。《教務雜誌》有趣地報導了共產黨份子對傳教士的攻擊,以及周恩來在退休的英國國教主教吳施德(Logan H. Roots)的回憶錄中,引用中國經典著作的一首友詩做為題贈。

  《教務雜誌》刊登了有關傳教士及其家人的健康和醫療相關文章,有文章提到傳教士醫生央求每個人接受抗天花疫苗,因為天花是當時的大殺手。他們也會建議要吃什麼來保持健康,以及如何避免瘟疫、傷寒、斑疹傷寒,以及其他奪走許多同胞的疾病。關於住宅的建議也曾出現。由於大部分傳教士都不願意住在中式房屋中,且相信西式建築對教堂、學校和醫院來說最適合,所以《教務雜誌》描述了應建造的建築物類型,以及如何設置暖氣設備。這類建議連同在序言中提及的各種廣泛主題在在指出,傳教士們成功地達到當初創辦這本期刊所追求的目標:就他們正在從事的工作彼此交換資訊。